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实现全面进步
经济和社会 “两腿”都要长 “我们历来是主张两条腿走路的，现在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这是走不快的。”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学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他说的“长腿 ”指的是“经济”，“短腿”指的是“社会”。
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达到3000美元。根据世界发展进程的规律，在人均GDP处于500美元～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关键阶段，也往往对应着社会矛盾最为严重的时期。用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常说的话来概括，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重建”的关键时期。
在这个阶段，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以及占有资源不同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还会拉大，而随着收入提高及差距拉大，各种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如果处理不当，就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都在这一阶段出现了经济停滞甚至社会动荡。
在这个阶段，社会消费升级日益多样化，与此同时，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要求日益提高，而新的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定型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新旧体制、机制的衔接又不及时、不到位，就有可能产生社会无序、行为失范等问题。
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已经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快速发展。如果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适时地转化为二、三产业的职工和城市居民，农民的收入就提不高，购买力就上不来，内需也就扩大不了，二、三产业的发展也就快不起来。公共服务不能普遍惠及广大群众，就会滋长不满，引发诸多的社会问题。接受采访的专家纷纷指出，现在是到了强调社会发展，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了！
不协调的五大表现
经济的发展不等于社会进步。陆学艺认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之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发展了，经济结构调整了，但社会结构没有相应地调整过来。社会结构包括的面比较广，有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阶层结构等等。我国工业化水平已达到中期阶段，但城市化率处在较低的水平，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乡关系严重失衡，阻碍了第三产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也直接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二，经济发展了，但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没有相应的发展，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仅以教育和卫生事业为例：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工作很有成绩，但是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还不理想。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8年，我国仍有9％的成人是文盲。
我国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城乡之间分布很不平衡。据卫生部的资料显示，87％的农民完全是自费医疗，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十分严重。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指出，全世界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排名，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中国为第188名。这同我国经济实力在世界排名第六的地位，实在不相称。
第三，社会管理相对落后，各类事故频发，造成人、财、物的莫大损失。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有现代化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还要有现代化的管理。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硬件”要现代化，“软件”也要现代化。许多城市遍布高楼大厦、豪华宾馆、宽广平坦的马路、各种名目的广场，铺草坪种大树，硬件都相当现代化了，但就是社会管理跟不上，存在着交通拥堵，儿童上学、老年人就医困难，环境脏乱差，空气污染等问题。
第四，社会事业的管理体制落后。我国的各级各类学校、科研院所、文化单位、医疗卫生机构等事业单位大多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运行，机构庞大，人浮于事，规章制度僵化，运行成本很高，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人民群众很不满意。
第五，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协调。我国是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多，现在又处于社会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的阶段，结构性失业和技术性失业等多种因素导致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这将是今后一个较长时期里困扰我们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如何迈向协调之路
关键是从当前最为突出的主要矛盾入手。
第一，从根本上讲，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长短腿”问题，要靠国家和地方政府扩大对社会发展方面的投入，改变目前政府投资偏重于经济建设而对社会事业偏少的格局。积极向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领域倾斜，向生态环境保护倾斜。
第二，国家这只“有形的手”必须发挥作用，从加强税收等方面的“二次调节”，解决地区之间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应该成为今后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核心。
历史经验表明，在社会中间阶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分配差距比较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很大，这样的社会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之中，社会阶层结构也在不断地变迁。目前还有近60％的农村人口、50％的劳动力以务农为主。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较小。能够纳入中间阶层的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仅为18％左右，与西方国家的40％还有不小的距离。
第三，建立合理配置公共资源的制度设置。从近期看，社会政策创新的可操作方向是合理地配置公共资源。而其中最为有效的操作平台，是建立公正配置公共教育资源的制度，制定提高普通社会成员尤其是困难群体的竞争能力和技能教育的培训政策。教育是促进经济增长、矫正各种不公平的起码条件，是保证社会的机会相对公平的最重要的制度设置。
第四，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为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还要注意全面构建现代化的社会管理体系，积极构建“中国社会稳定预警系统”。社会稳定预警系统，就是要科学、定量、实时地诊断、监测并预警社会稳定的总体态势。这个系统之于社会的作用是什么呢？形象地说，就是在没有“起火”之前，通过一系列指标的监测，发出警示；而现有的系统像消防队一样，必须等“起火”了才能出场。目前，美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应系统，监测全球或区域的稳定状况和动乱热点，分别为其战略决策、安全体系、外交政策、经济发展、政策后效评估、危机综合对策等提供全方位服务。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社会稳定预警系统的研制和运行十分必要。
第五，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减轻就业压力。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2004年“社会蓝皮书”中有一连串让人心感沉重的数字：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逐年上升，1995年为2.9％，1999年为3.2％，2001年为3.6％，2002年为4％，2003年很可能达到4.5％，登记失业人数将超过700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继续增加，2003年6月底，下岗职工达464万人，而再就业率则逐年下降，1998年为50％，1999年为42％，2000年为35％，2001年为31％。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增加，2002年进城镇务工经商农民达9460万，现在还呈增加的趋势。
就业是民生之本，经济和社会要协调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就业问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认为，这有赖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为此要正确认识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关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投资增长与扩大就业之间的联系被大大削弱了，经济高增长、资本高投入并没有带来较高的就业增长。当时我们走的是一条资本密集和资本深化的工业化道路，全国少创造了上亿个就业机会。
真正化解就业问题，除了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还须进一步改善就业环境和采取适当的政策支持。专家们建议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深化劳动管理、户籍制度和社保体制改革，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加强对劳动力市场收费，拖欠民工工资等专项检查。二是把增加就业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各级政府要努力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建设一些既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又能增加较多就业的资源开发、生态建设和公共设施建设工程。大力开发公共卫生、城市环保及社区服务等就业岗位。三是采取减少国有房屋租金或给予适当的房租补贴及降低其他有关税费等办法，鼓励个人和家庭从事小商品、饮食业、市场中介服务业。四是鼓励非政府非盈利的社会服务机构的发展，重点发展教育培训、公共信息服务和公共管理。五是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类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进一步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限制，在投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给予支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拓宽社会就业渠道。
只要我们真正提高认识，充分注意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意义，经过努力，我国的经济社会一定能够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统筹城乡发展 破解“三农”难题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陆学艺
新的发展观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把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为下一步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
破解“三农”问题，或者说当前农村工作的任务有三条：保证有效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保持社会稳定。现在，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了，但农民问题、农村问题还没有解决。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现在的农民问题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是农民人口众多。至今还有9亿多农民。一个工业化现代化国家，不应是一个农民占到了75％的国家。如何减少农民这是我们今后要完成的重大任务之一。
二是农民较穷。农民穷是比较城市居民而言的，是比较我们的经济成就而言的。十六大报告说我们要建设惠及十几亿人的“全面的小康社会”。从1978年到2001年，我国的GDP翻了三番多，年递增9.35％，但农民的收入却没有得到很大的增加。这几年略有增加，主要是靠打工和非农经营收入。事实上中国现在还有62％的农民单靠农业收入，而这部分农民的收入，这些年是在减少的。城乡人均收入差距1995年是2.72∶1，2001年为2.92∶1，2002年为3.1∶1，2003年扩大为3.2∶1。
三是农民内部的分化。表现在收入上，前面讲的农民收入是平均数，在平均数下面掩盖了很多问题。以2001年为例，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366元，其中在平均数以下的占58％。有13.22％的农民的收入在1000元以下，也就是还有1亿多人为贫困农民，其中2000多万为绝对贫困农民。
四是当前农民失地带来的问题。有不少地区在“加快城镇化”、“经营城市”等口号下，空前规模地侵夺强占农民的土地，所到之处，毁农民的庄稼，拆农民的老屋，强占农民的耕地，逼迫农民迁移；只按计划经济时期规定的标准给予极少的土地补偿费。这种不平等不等价的交换，一方面使失地农民数以千万计，另一方面有些地区的政府、官员、不法房地产商则从中渔利。这数万亿元资金，成了这些年不少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并主要用于城市建设，这对农村对农民则是莫大的损失。有人推算，这笔资金如果大部分能用到农村的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上，那么，农村的发展将大为改观，城乡差距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悬殊。
这种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征地办法，现在看是多快好省的，实际上后患无穷，既对农民不利，对农村发展不利，对国家对城市发展也是不利的。
我国的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还依然严重，需要进行认真反思，找准原因，科学制定出相应的方针和政策。
首先，从根本上说，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一套农村、农业政策还没有得到改变。我国一开始学习苏联，搞计划经济，实行合作化，农民丧失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农业的任务就是保障供给，保证满足国家对农产品的需要。农民向国家交售的粮食的价格是由国家来定的，农民卖粮给国家叫作给国家做贡献，是卖“爱国粮”，根本不是等价交换。因此，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个深化改革的问题。
其次，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实行城乡分治的户口制度，形成了我国“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社会结构。在经济上，农业人口和城市人口在税赋、就业等方面所享有的国民待遇不同。而这种不同在政治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时，城市人口是24万人选举产生一个代表，而农村人口却是96万人产生一个代表。在社会上，农村人口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市人口所享有的国民待遇也是不一样的。有人统计过，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在国民待遇方面有14个不一样。
再次，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不利于农村和农民。为什么农村的义务教育问题长期解决不好？其根源就在于现有的义务教育经费分配格局严重不利于农民和农村。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现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中央只负担2％，省地两级负担11％，县级负担9％，78％的经费要由乡镇这一级来负担。既然是实行义务教育，就应该是城乡一体的，都应该由国家来承担，或主要由省级财政来承担，不能往下推压。
国家卫生经费的分配格局也不利于农民。国家每年的卫生经费支出是几千个亿，但是85％给城市，只有15％给农村。现在农村的合作医疗体系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很多地区的农村缺医少药。
最后，是认识上的严重滞后。一个重要问题是：我国是否已经到了该反哺农业的时候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一般是20多年以后就开始反哺农业，日本、韩国都是这样。而我们现在已经过了50多年了，还在大量地向农民索取。我国的城乡差距这些年不仅没有逐步缩小，反而是通过以下两个渠道，使得城乡之间的剪刀差越来越大。
一个是通过农民工。据农业部统计的数字，2002年我国有农民工9460万，按当年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每个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2.5万元的价值，但他们的平均工资却只有8000元。每个农民工为打工的城市做了1.7万元的贡献。这样9460万农民工共给国家和城市做了1.6万亿元的贡献。农民工老了，病了，残疾了，送回农村；农民工的老人在农村养着，农民工的孩子在农村接受义务教育。城市只用农民工的劳动，农民工的一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全推给农村。这样的不平等不等价交换，农村焉能不穷，农民焉能不苦？
另一个渠道是通过征地。全国征地所得一年好几千个亿，哪个地区征地越多，富得也越快。这就使得城乡之间本来就很大的差距变得更大了。
从以上分析可知，不从根本上解决体制性的束缚问题，我国的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就远不能得到解决。要深化农村体制改革，进一步把农民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要下决心改革户籍制度；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要向农村和农民倾斜，特别是文教、卫生等公共服务方面；改革乡镇现有的行政体制包括财政体制，逐步缓解乡镇一级负债累累、干群关系紧张的局面。
特别是，要改革现有的土地承包制度。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土地定，天下定。虽然我国政府一再重申现有土地承包制度不变，但事实上农村的土地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因为现有的土地承包制度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有人建议实行土地国有制，把土地的所有权收归国有，使用权归农民，再不变更。农民可以转让自己承包的土地给别人耕种，以实现农村土地的合理流动。另外，还有人建议把宅基地还给农民。现在农民的宅基地属于集体，农民既不能出售，也不能抵押。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解决“三农”问题，只靠发文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央还应该有一个专门而明确的机构来具体领导和指挥。为此，有人建议不妨恢复农村工作部。
产业协调发展当走新路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白和金
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注重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兼顾。在经济领域内部，在各个产业、行业间，同样存在着如何协调发展、统筹兼顾的问题。去年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保持良好态势，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何以科学的发展观审视和求解这一难题，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自2002年以来，我国的钢铁、水泥、电解铝、有色金属等行业出现了投资过热现象。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数据表明，2003年钢铁行业预计钢产量2.2亿吨，今年年末将接近3亿吨，2005年将达到3.3亿吨，而调查预测，2010年我国钢实际需求量为3.3亿吨左右，这意味着，我国钢铁工业投资已超前了5年；目前我国电解铝产能为546万吨，已经产大于销，但在建和拟建能力还有约500万吨；水泥、有色金属等行业的投资也相应出现了过热现象。
近年来，由于居民消费升级，由过去吃饱穿暖开始转为讲究住行，房地产、家用汽车的需求剧增，势必会拉动钢铁行业和水泥行业的发展。同时，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同样需求大量钢铁、水泥等原材料。从这个角度看，以上几大产业的快速增长有其合理的一面。
但必须警惕的是，在这几大行业里，出现了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的倾向。以钢材生产为例，国内绝大多数钢铁企业，生产不出高档次的产品，只能在低档次的产品上竞争。在水泥产品中，落后的立窑水泥产量占60％，新上项目中有不少仍在采用这种技术。此外，有些地方政府直接投资，或指定其控制的国有企业投资，或利用政府其他资源，所谓“倾全县、全市之力”发展有关项目。这些项目有追求短期政绩、急功近利、不考虑中长期后果的特点。这种行政性重复建设是当前一些行业发展过程中最应当关注和纠正的问题。
这几个行业出现投资过热的倾向，究其原因，主要是结构和体制问题。就是说，这几个行业原有生产能力虽然已经相当庞大，但其主体部分是一批国有大企业，它们由于缺乏科技创新能力和体制、机制转换不到位，其产品结构升级缓慢，规模经济优势未能体现出来，市场竞争力不强，既不能形成对新进入者的经济壁垒，该退出的又未能退出；而非国有经济经过十几年或二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开始具备了进入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的投资能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加入WTO又为它们拆除了市场准入的体制壁垒，但非国有资本要直接参入到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有大企业内部去仍然面临诸多障碍和过多的风险成本，因此普遍采取在国有经济体制外去发展的路径，凭借其机制灵活和低成本的优势去争夺低端产品市场。这样，就势必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过度投资。因此，遏制新一轮低水平重复建设浪潮的抬头，必须要多管齐下，标本兼治。从国家宏观调控方面，除做好信息引导、严格项目审批、强化信贷风险管理外，应在规模经济标准、质量、技术标准、环保节能、用地标准等方面采取必要的市场准入监管，而且要对国有、民营企业一视同仁，并采取措施降低非国有资本进入到国有大企业内形成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风险成本，以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取代和淘汰落后生产力。
促进行业和产业的协调发展，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应该看到，我们现在所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中国在发展工业化的同时，信息化的发展也很迅猛，要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路子。有关产业和行业在合理布局、协调发展的同时，还要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降低资源的消耗、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我国正处于向新型工业化转变的关键时期。由于人口众多，经济总量和规模增长很快，很多产业的产能水平大大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大量低效、耗用不可再生资源、严重污染环境为代价的。中国人口是美国的近6倍，是日本的近10倍，如果按照人均占有钢铁量和美日相同的话，中国约需年产10亿吨钢铁，就是把世界所有的钢铁资源都加上也难以满足中国自身的需求。因此，中国不可能重复美国、日本所走过的道路，也不能一味效仿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
我们必须深刻地意识到，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大背景下，我们绝不能关起门来“自拉自唱”，搞小而全的行业体系、产业布局，更不能一哄而上，盲目投资，走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老路。要自觉地把我国的各个行业纳入区域、国内乃至国际行业分工协作体系之中，找准位置，合理布局，发挥好比较优势。同时，我们还要选择错位竞争的路径，发展特色化的产业，实行差别化的产业选择和产品定位策略，扬长避短，谋求竞争优势。还要运用非均衡发展规律，促进优势产业和地区率先发展。既要充分调动各地加快发展的创造性、积极性，更要从实际出发，大力引导生产要素向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并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产业、区域流动和集聚，进而带动我国产业更加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关键是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薛凯 周伟
深入领会和全面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是摆在当前各级领导干部面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梁妍慧表示：“要真正使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必须要解决好观念转换、动力机制和制度保障的问题。”她认为，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关键是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政绩观与发展观相辅相成
“领导干部的政绩观与发展观是密切相连的。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反之亦然。”梁妍慧如是说。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干部在“发展”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误区，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地理解为“经济增长率是硬道理”，把经济发展简单化为GDP决定一切。在这种片面发展观的指导下，很多地方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片面的政绩观。很多地方，上级对下级的考核指标，主要以GDP为主，甚至成为领导干部升迁去留的惟一标准。
与此同时，在以经济数据、经济指标论英雄的片面政绩观的引导和驱使下，一些地方开始脱离地方实际，为追求一时的增长速度盲目上项目、办企业、引投资，大搞“形象工程”、“亮丽工程”、“夜景工程”，给地方发展造成了长期的包袱和隐患。有的地方不顾群众反对，大肆圈地卖地，通过各种手段“挤占”群众利益，在当地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
由此可见，在发展观上出现盲区，就会在政绩观上陷入误区；在政绩观上出现偏差，发展观就会与科学产生偏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必然要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前不久，在中央党校一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座谈会上，中组部部长贺国强从五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政绩观的灵魂和指南；要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追求政绩的根本目的；要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创造政绩的重要内容；要把重实干、求实效作为实现政绩的重要途径；要把党和人民的需求作为评价政绩的重要尺度。
一位中央领导表示，要坚持看政绩用干部，努力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明确一个原则。那就是，对那些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被实践发展证明确属突出成绩和重大贡献的，必须作为干部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而对曾经被认为是突出成绩、但被实践发展证明是虚假政绩或造成重大损失的，必须加以认定和追究责任，已经因此得到提拔重用的干部，必须坚决撤下来。
据了解，中组部已经提出，要把发展思路是否正确，发展战略是否合理，能否处理好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作为考察领导干部是否树立了正确的政绩观的重要内容。
干部政绩考评亟待科学化
在山东、江西等地采访时，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不无尖锐地向记者表示，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要改革目前的政绩考核办法，否则中央的决策很可能会流于形式。
记者在南方某县采访时，就曾听说过一件怪事：1999年和2000年，这个县几乎所有的乡镇都新修了路，而2001年乡镇换届后，全县再没有一个乡镇修过路。一位知情者告诉记者：“因为现在的乡镇干部们都在等着换届呐，根本没心思干正经事。”政绩考核和提拔任用对官员施政行为的重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湖南反腐学者王明高，多年来一直从事组织人事工作，他深有体会地说：“正如高考决定着中学生的学习方式，政绩考核也是官员从政行为的‘指挥棒’。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必须要以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作为制度保障。”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看，当前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存在着三大问题：
一是指标设计过于偏重经济发展的内容。在一些地方，政绩考核就看GDP增长，就看招商引资的完成数额，就看财税报表的上缴数据，而其他如教育、文化、卫生、环保等等，都要为之让路。
二是考核内容比较随意。在一些地方，对下级官员的政绩考核缺乏科学依据，往往是上级领导一张口，就把某项工作作为干部考核的内容。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吴江认为，我们现在的干部考核标准，说到底是没有解决以谁为本的问题，各级干部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围绕着领导人的注意力在转。
三是包含项目过于繁杂。王明高认为，现行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面面俱到，显得很全面，其实不科学，也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大趋势不相适应。领导干部不是神仙，一个人怎么可能做得好那么多的事情？
专家们指出，与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相适应，干部政绩考核体制必须要做出调整。梁妍慧认为：首先，要树立群众公认、注重实绩的原则。把群众意见作为考评干部的重要尺度。其次，要完善考评内容。要从单纯地追求速度，变为综合考核增长速度、就业水平、教育投入、环境质量等方面。最后，还要探索采用科学的考评方法与手段。
中央领导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已经提出，要改进政绩评价和考核办法。一是在指标体系的设置上，要全面反映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不能片面地用经济指标考核干部。二是在经济指标的设置上，要既重视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又重视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三是在评价标准上，既要看数字，又不能惟数字，坚决防止“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
改革仍需政策配套
落实科学发展观，仅靠观念的转变是不够的。有关专家指出，必须在我们的体制上做出重大调整，才能扭正目前存在的一些不正常的政绩现象和不科学的发展方式。
要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要首先保证决策的科学性。而事实上，屡屡出现的重大决策失误，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我们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重复建设、银行坏账、生态退化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致因。
要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一些地方领导之所以敢于而且能够不顾百姓死活，大搞各种贻害无穷的政绩工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而我们目前的政绩评价和干部选拔体制，往往是由少数领导说了算，“在少数人中选拔少数人”。因此，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必须要与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结合起来，强化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和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
要同转变政府职能结合起来。事实上，如果政府把职能真正转变到公共服务上来，使民间资本真正成为社会投资和拉动经济增长的主体，那么，我们的政府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将会更加协调。这也意味着科学发展观在整个社会得到了比较全面的确立。 (据新华社)
来源:钦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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